1938年7月底，九江失守，日军开始进攻德安，中国军队在德安县城的外围布防，战斗一开始就进入白热化，一打就是七天。
战区275所部队医院，一共223000张床位，显然只有少数医院才拥有合格的医生和护士，医务人员是如此缺乏，以至于一个合格的护士不久便会发现自己已经处于一个医生的地位。长沙北门外的广雅中学，由国民政府卫生署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合办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正式开课，与普通的医学院不同，这里是战地医疗救护的速成班。我们没有时间把他们训练成合格的医生和护士，我们得在最短的时间内教会这些人许多简单的操作程序，希望他们在更换纱布时，能尽量做得好些，减少差错。武汉会战开始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已经迁到湖南长沙，来自沦陷区的青年只需要通过为期三个月的集训，就可以掌握战场救护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为了满足前线需要，训练班还专门开设野战救护担架的课程。在长沙的培训学校里，我看到这些年轻人进行模拟性战场急救，一伙人装成伤员，另一伙人为他们包扎或上夹板，然后用担架将他们撤出假设的战场。
1938年8月，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的第一批学生结束培训，他们被直接送往战场。此时，林可胜已经开始将分散在各个战区的医疗队向前线推进，从前线医院到兵站医院。疟疾正在部队里肆虐，战壕里疟疾发作的时候，整团整团的士兵倒下，亲临战场督战的白崇禧也患上疟疾。“武汉会战开始后之第三个月，我忽感体温无常，初时我尚不以为意，继而体温超过摄氏四十度，几近昏迷状态，虽大量服用奎宁丸，亦毫无效果，所幸平时身体强健，仍勉强指挥。”白崇禧在日记中提到。
白崇禧所提到的奎宁，在当时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的主要成份来自于东南亚地区生长的金鸡纳树，在当时中国的战场上，所有的奎宁都依赖进口。1938年的夏天，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刚刚成立就遇到难题，他们需要在香港市场上，寻找足够多的奎宁，并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把药品送往内地的前线。英国政府对香港的中立态度，使得海外华人捐助的资金和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入这里，城市里的大街小巷遍布各国的援华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福利和爱国委员会，而这其中，美国医药援华会是海外资金最重要的来源。在卢沟桥事件爆发以后，一些生活在纽约的华人，聚集起来说，我们必须得做点什么，当我们的同胞每天都在遭受屠杀的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却什么也不做。美国医药援华会就是这样开始的，最初募集资金的时候，人们是在纽约的时代广场上，拿着锡铁罐进行募集，他们中有人遭遇了亲纳粹和亲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人德国人的攻击，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做起来一点也不容易的原因，的确有很多人以这样的方式为援华会募集资金，他们一边吃晚餐一边募集。保卫中国同盟积极联络在香港的各个救济团体，要求大家联合起来从生产地爪哇统一订购奎宁，以获得最低的折扣，最终200万片奎宁，得以及时送往武汉会战的前线。
1938年10月，不断上涨的江面，最终使得日本战舰顺利通过，他们发射着猛烈的炮火，溯江而上，驶向汉口，为日军的地面部队开辟道路，武汉城里，工人们正在拆卸机器，难民们纷纷奔向码头，医疗队还在坚持，他们要等到伤员全部撤离后才可以离开。
1938年10月25日夜晚，长沙伤兵医院，林可胜和同事们仍在紧张地工作中，收音机里传来新闻广播，汉口今天陷落，日本军舰停泊江面，意大利公使鹤立码头迎候，第一批海军军官登陆时，他走上前去亲切握手，祝贺他们的胜利。
这个声音说了一遍又一遍，终于消失，林博士俯身伏在收音机上，背着我一动不动，一阵长时间的静默，我几乎可以听到宇宙的脉搏，林博士慢慢站直身子说道，我们会打下去的，我们的军队并没有崩溃。
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为了阻挡日军机械化部队前进的步伐，中国军队开始对长江沿岸的公路加以破坏，士兵们接到命令，将路基完全挖平，并在上面耕种农作物，使原有的公路与农田没有区别。中国军队的纵深防御战术在迟滞日军进攻速度的同时，也给己方的医疗救护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
在此之前，我们的医务人员可以在战线后方约十五公里的地方展开服务，卡车和救护车能够直接开赴前线运送伤员，一名重伤员可以在伤后八小时内得到有效治疗，而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
在无路地带，伤兵的后送不得不依靠徒手和担架抬运，伤员后送的时间被大大延长，从湖南前线运送伤兵到后方医院，需要5到10天，江西前线需要10到15天，救护队开始在各个战区组织成千的担架夫和挑夫，因为一切都得依靠人力，他们不仅要运送伤员，还要往前线运送粮食，弹药和药品。夜晚的维多利亚港湾呈现出一派忙碌的景象，一艘艘悬挂着米字旗的中国帆船悄悄越过海面，将海外援助物资运送至广东沿岸一些隐蔽的港口，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之后，连接广州与武汉的铁路，随即被日军牢牢掌控，香港码头的待运物资堆积如山，国内的抗战前线却面临着物资极度匮乏，宋庆龄和同事们正在寻找新的运输线路。
由美国记者雷伊斯科特拍摄的这段彩色影像，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各种援助物资从香港一路运送到内地的过程，这些物资先是经海路从香港到越南海防，之后再由专门的卡车队一路接运到内地。
作为记者，雷伊斯科特跟随运送物资的车队，沿着新的运输路线一路向北，经过广西柳州和南宁，在贵州省的省会贵阳，他还见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队长林可胜，这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林可胜唯一的活动影像。画面中，他看到运送医疗物资的车队到来，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他不仅与这位美国记者相谈甚欢，还主动与运送物资的车队人员合影留念。
（文字根据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大后方》整理，点击观看完整视频）